中信建投“五篇大文章”系列研究：普惠金融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目前普惠金融服务持续扩量、增面，利率稳中有降，体现了国家对“普”和“惠”的重视。

横向对比国际经验，日韩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合作，韩国与英国均立法推行普惠金融。此外，日本政府提供担保以及吸引风险投资，非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金融服务；美国形成了联邦政府主导、市场机构充分参与的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环境，也有非政府金融机构积极推行个人普惠金融；英国政府提出多项计划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推行仍存在挑战：一是信用体系不完善，存在信用风险，二是普惠金融覆盖领域不全，三是服务成本高，规模不经济。但也有政府政策支持、农村金融服务加强、数字技术突破等机遇。

金融机构可通过扩宽服务范围、优化服务渠道、提供多层次普惠金融服务、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强风险管理等措施应对普惠金融的机遇，寻找新增长点，创新盈利模式，确保业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投资影响方面，建议关注计算机、银行、非银金融等板块。

一、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一）普惠金融定义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Financial Inclusion”），旨在将更多的群体纳入金融服务的范畴，尤其是那些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群体。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在于让金融服务触及每一个需要它的个体，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金融需求。这不仅是金融业的服务延伸，更是推动社会公平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金融业的可持续均衡发展，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遍性，即金融服务应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便利。二是便捷性，即金融服务应简单、快捷，便于各类群体操作和使用。三是可负担性，即金融服务的成本应合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承受。四是商业可持续性，即在确保金融服务普及的同时，也要保证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普惠金融政策梳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可以将十八大后普惠金融的政策历程大致划分为鼓励创新、风险整治、结构性放松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鼓励创新（2013-2016）：这一阶段，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潜力，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为行业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强调要完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广泛的群体。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1月中国银监会设立普惠金融局，将P2P网贷纳入普惠金融范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积极拓展服务创新。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普惠金融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确立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扶贫的政策措施，推动普惠金融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这期间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各类平台和产品层出不穷，为广大用户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第二阶段：风险整治（2016-2019）：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扩张，一些平台，如校园贷、e租宝、泛亚等出现风险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为了防范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政府开始对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进行专项整治。国务院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分四个阶段进行清理整顿；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加强校园贷监管；银监会对P2P网贷平台进行规范整顿；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部分平台选择退出或转型，行业进入调整期。

第三阶段：结构性放松（2019至今）：经过风险整治，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行业进入稳定增长期。为了促进经济复苏，政府开始推动结构性放松，为普惠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普惠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任务和措施，普惠金融成为银行发展重点。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服务，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全面升级，以支持实体经济和社会公平发展。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会议明确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中国普惠金融监管经历了从鼓励创新到风险整治再到结构性放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审慎态度，也体现了监管政策的与时俱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将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普惠金融市场情况

1.“普”：金融服务持续增量、扩面

2023年，中国普惠金融市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推动下，实现了显著的增量和扩面。这一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总量、结构和覆盖率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具体而言，截至2023年年末，普惠金融领域贷款 余额约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2.0%，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1.4个百分点。在普惠金融中，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尤为显著。截至2023年年末，所有金融机构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9.4万亿元，同比增长23.5%，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2.9个百分点。而在这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发放中占到了主导地位。截至2023年年末，银行业机构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9.0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7%。这表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机构积极用金融科技赋能，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款等投放，推动普惠信贷从量增、面扩、价降转向结构优化、质效提高，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方面，中国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备。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显示 ，近十几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账户拥有率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高收入经济体水平，2021年我国金融机构账户拥有率为88.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2.5个百分点，较中高收入经济体水平高出4.4个百分点。根据央行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 ，我国银行账户数量持续增长，银行卡发行量稳步提升，显示出金融服务的广泛覆盖。截至2023年底，我国银行账户总数达到144.65亿户，银行卡总量达到97.87亿张，人均持有银行卡6.93张。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介绍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个人银行账户拥有率已超过95%，高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到86%，居全球第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显著进步为居民带来安全感提升。中国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日常消费等方面的财务担忧均低于全球，根据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 ，中国30天内能够筹集到应急资金的人数比例（91.57%）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均值（89.82%），对养老金的担忧比例（20.28%）低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均值（28.35%）。聚焦到贷款领域，中国居民的借贷参与率及快速筹集到资金的效率也获得了较大提升。截至2021年末，中国居民的借贷参与率55.71%高于全球水平52.87%，也高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均值54.67%；表示不存在资金筹集困难的中国用户达60.45%，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53.68%。

202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深化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涉农经营主体等重点群体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增量、扩面。2023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普惠贷款余额分别为2.2万亿元、3.5万亿元、1.76万亿元、3.04万亿元。股份制银行也积极落实监管部门工作部署，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例如，招商银行2023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042.79亿元，增幅18.56%，高于公司整体贷款增速10.77个百分点；光大银行2023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791.33亿元，较2022年末增长24.18%。在普惠金融贷款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表现尤为亮眼，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高达43.7%，增量占该行各项贷款增量的近四分之一；中国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43.17%，高于该行各项贷款增速。普惠金融工作惠及亿万小微市场主体，普惠小微余额和贷款户数实现较快增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末，普惠小微授信户数为6166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3、活跃经营主体的1/2，远高于2019年初的1723.23万户。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从2019年末的11.6万亿元增至2023年末的29.4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5%。

这些数据背后，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战略的深化实施。它们不仅在规模上实现了增长，更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各个大型银行，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不仅满足了这些群体的融资需求，还降低了他们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效率。

总体来看，中国普惠金融市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努力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体现了金融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2.“惠”：相关金融政策逐步优化，利率稳中有降

我国政府和银行机构为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优化。政府强调了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促进了金融服务向多样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加快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从源头上降低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范围，并拓宽对新产业主体的风险评估信息渠道来源，精准识别风险，提升信息准确性，提高金融风险定价效率和可靠性。二是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持续优化。政府鼓励开发符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投放。同时，根据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特点，探索丰富增信方式，优化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三是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包括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建立有序竞争、错位竞争的格局，持续完善支付清算体系，强化对高标准农田、种业振兴、产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的融资支持，让服务触及更多乡村、边远地区以及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四是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特点和发展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加大对专精特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制造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加强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五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健全。包括做好过渡期内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加强对乡村产业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城乡融合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六是推动普惠金融全球治理。加强监管框架，通过修订和新的法律来支持金融领域的发展，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以及鼓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惠金融治理，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合作。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旨在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一系列普惠金融政策逐步优化的过程中，我国普惠金融相关主体的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强调了要“实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继续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加大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推出了《2024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方案》，旨在提升小微企业的税务处理效率，减少税务成本，预计这将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融资负担。根据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建设银行联合编制的普惠金融-小微指数数据显示，二季度的普惠金融融资效率指数升至208.76点，比上一季度增长了2.86点，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实现增长；二季度的普惠金融融资价格指数为69.67点，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54点，维持较低水平。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在政策引导激励作用的不断强化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已逐渐能够被越来越高效地满足，融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近年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持续深化，也有效推动了贷款利率的稳中有降，进而促进了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降低。自2019年实施LPR改革以来，1年期LPR已从2019年8月的4.25%下降至2024年7月的3.35%，下降了0.9个百分点，对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央行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这些措施共同作用，使得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得以稳中有降，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宏观上来看，据央行数据，反映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自2020年6月的4.64%下降至2024年3月的3.73%，降幅与LPR下降幅度基本一致。而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4.42%，较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2018年以来累计下降3.51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近年来普惠金融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卓有成效。此外，涉农贷款利率也有显著下降，2024年一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降到了5.0%，比去年同期下降0.56个百分点。微观上来看，各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充分体现出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视，据新华财经报道，超过15家上市银行披露了2023年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变动情况，利率较上年均有0.12至1.23个百分点不等的下降。其中平安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度下降最为明显，降幅达1.23个百分点，其次是招商银行和浙商银行，较上年度分别下降0.67和0.63个百分点。六大国有银行也有0.23至0.32个百分点的降幅，2023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分别为3.55%、3.67%、3.54%、3.75%、3.43%、4.61%，较2022年分别下降了0.29、0.23、0.27、0.25、0.32、0.24个百分点。

二、普惠金融的国际经验横向比较研究与启示

（一）日本

在中小企业支持方面，日本政府提供担保以及吸引风险投资。日本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地方担保和政府再担保的两级信用担保体系，地方信用保证协会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无抵押担保服务，中央层面的政策金融公库为地方信用保证协会提供再担保分散风险。政府出资设立风险投资机构和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支持企业创新、创业。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专门设立了“IT活用促进资金”，为中小企业引进信息技术投资提供贷款，以及对“支援者”为开发适用中小企业转型的IT工具投资提供融资。近十年日本银行业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高达70%左右，表明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大力支持。

在基础设施和支付方面，日本非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至金融服务中。例如便利店设置银行ATM，乐天从零售市场发展出电商、银行、信用卡等业务，Suica原本是日本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其推出的日本广泛使用的交通卡也与苹果支付展开合作。这些非金融机构的参与，不仅推动了金融服务的创新，也促进了日本社会向无现金支付的转变。

在国际合作方面，日本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其对老年人金融包容性的关注上，且与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关系（GPFI）密切合作。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关系（GPFI）是一个包容性平台，供所有G20国家、感兴趣的非G20国家和相关利益方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包括实施在首尔G20峰会上通过的G20普惠金融行动计划。2018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日本宣布了G20金融轨道2019年的优先事项为“老年人与金融包容性”。日本于2019年6月7日在东京举办GPFI论坛，邀请高级演讲者和领先专家讨论盘点报告的结论和可能的政策回应。2023年9月15日，第四次二十国集团（G20）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日本也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印度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金融领域方面的工作进展，包括实施 G20 数字金融普惠高级原则、更新国家汇款计划以及开发中小企业最佳实践和创新工具以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常见限制等。

（二）韩国

法律和政策方面，韩国政府将普惠金融作为四大金融改革战略之一，大力推行面向民众的金融支援，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2016年3月22日公布《民众金融生活支援法》，通过民众金融振兴院（Korea Inclusive Finance Agency）和信用恢复委员会（Credit Counseling and Recovery Service）支援民众的金融生活和债务调整，保障民众生活稳定、经济社会均衡发展。2020年3月24日韩国公布《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2023年10月3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会就2024年度预算案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政府将把稳定物价和保证民生放在首位，将扩大普惠金融供给，减轻高利率长期持续给民众带来的负担。他承诺，将启动跨部门稳物价体系，致力于稳控菜篮子物价，同时还将减轻弱势群体的居住、交通、通信等基本生活费负担，制定能让国民切身感受到的民生稳定对策。将通过扩大普惠金融供给，继续努力缓解高利率长期化给民众带来的负担，其中，教育、劳动和养老金等三大改革是最优先课题。尹锡悦指出，2024年政府的总支出增加了2.8%，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同时强调将保证“弱势群体的福利”，将部分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额度进行了上调。

韩国的普惠金融措施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缓解特殊群体的金融负担。信贷方面，推出微笑金融、阳光贷款、再融资贷款、新希望种子贷款等产品；债务重组方面，通过债务调整、信用恢复、司法救助等方式缓解特殊群体的金融负担，如降低利率、减少信用卡手续费等。二是实施全民金融教育计划。韩国政府于2009年2月6日发布《经济教育支援法》，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判断能力，行使金融消费者权利。韩国金融监督院（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简称FSS）开展了广泛的金融教育项目，以提高大众金融素养，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三是通过立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2021年3月韩国正式实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该法律旨在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包括取消订购权和解除违法合同权等。消费者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对除担保保险或相关贷款等部分以外的保险、贷款商品和高难度金融投资商品、高难度投资合同、部分信托合同等投资商品拥有自由撤回合同的权利。

韩国也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探讨普惠金融。2018年11月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亚洲区域咨询小组（RCG）会议上，AFI副执行主任Norbert Mumba介绍了金融科技促进金融包容性的问题，会议提出“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是的重点领域之一”。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监测和评估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行动。此外，它还就市场和系统性发展及其对监管政策的影响进行监测和建议。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国际层面协调国家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并制定和促进实施有效的监管、监督和其他金融部门政策，以利于金融稳定，其亚洲区的成员包括韩国、中国的金融机构等。

（三）美国

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美国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联邦政府主导、市场机构充分参与的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环境。一是完善的针对性立法：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即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小企业融资法律体系，确定小企业特殊地位及其融资保障原则。1953年的《小企业法》推动了SBA的成立，之后陆续制订了《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融资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等20多部法律法规。二是政府信用参与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美国的小微企业融资体系中，以SBA为核心的政府信用实现深度参与。SBA成立于1953年，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政府机构，建立起政府对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常态化体系。SBA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确保小企业可以以合理价格和融资条款获得信贷资金。SBA经国会授权拨款，在许可范围内可直接向小微企业贷款，但主要是通过担保等信用加强措施鼓励或发动金融机构发放贷款。SBA还在1958年成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鼓励私人风险资本参与小微企业融资。三是拥有完善的征信体系。个人征信市场方面，有传统的三大征信局，以及Credit Karma等近年新兴的征信机构构成了完善的个人征信服务体系。在企业征信市场，邓白氏集团（Dun & Bradstreet）是绝对的领导者。除了盈利性征信公司之外，由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于2001年联合成立小微企业金融数据平台（SBFE），并以其为核心建立起了完善的小微企业信贷信息共享平台。政府与金融集团共同构成了美国在微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普惠金融框架，旨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在个人和家庭方面，美国有信安金融集团、VISA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推动普惠金融。信安金融集团（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在美国的普惠金融业务方面，主要关注于通过其业务为个人和家庭创造并增强财务保障，例如提供养老金和长期储蓄产品。此外，信安金融集团还与政府合作建立退休规划制度，以减轻因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养老金负担，并与金融体系合作，特别是与金融同业合作，以使资金能有效地从过剩端转移到需求端。信安金融集团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强调了三个重要支柱：政府、金融系统和雇主。政府的作用包括建立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经济以确保经济增长稳定，以及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金融系统则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交付客户、提供服务，并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雇主在许多经济体中通过退休体系有效地触达整个劳动群体，发挥着基石作用。此外，信安金融集团还发布了信安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考察了全球42个市场在政府、金融体系和雇主支持三方面的表现。该报告指出，金融普惠性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普惠金融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在系统受到冲击时，其经济表现也更具韧性。Visa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包括积极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与市场开展金融教育项目、搭建普惠金融平台、提供数字支付账户，与世界银行于2015年发起的“2020全球金融普及倡议”合作，为未被金融服务所惠及或金融覆盖不足的人群提供服务。Visa的核心业务包括消费者支付、新支付业务和衍生增值服务。例如，Visa提供的核心消费产品包括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这些产品在普惠金融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无法获得传统银行服务的人提供支付解决方案。

（四）英国

在法律方面，英国上议院勋爵Chris Holmes推动英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关键改革，尤其强调整合技术和政策以重塑金融格局。他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方面引入了重要修正案，旨在促进金融普惠性和加强各个部门的道德技术使用。他的改革可概括为“在技术和监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确保在金融科技和数字服务方面的进步具有普惠性和道德基础。”例如无需购物即可获得现金返还的修正案极大地拓宽了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渠道；要求金融服务公司任命负责AI监督的官员，从而确保在金融服务中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AI和其他技术；通过建立新的两级监管结构，加强对金融推销活动的监管，以保护消费者权益，特别是那些可能不具备充分金融知识的群体；确保提供免费现金存取款服务，保护英国各地人民和企业在法律上获得现金存取款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或无法使用数字支付方式的群体。这些措施和规定有助于推动金融普惠性，确保金融服务更加公平和可访问，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英国政府提出多项计划帮助减轻其融资负担。一是小企业研究计划（SBRI），这是一项政府采购计划，旨在通过为中小微企业及其合作伙伴提供政府合同，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SBRI计划分为三个阶段资助，包括项目可行性的研究评估资助、开发原型技术的资助，以及商业化支持和建议。二是创新英国”智慧资助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开发具有巨大潜力的颠覆性创新项目，促进英国经济社会发展。智慧资助项目合格规模为6-18个月的项目总成本须为10万到50万英镑，或10-36个月的项目总成本须为10万到200万英镑。三是中小企业创新减税计划，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中小型企业可以申请研发成本的公司税减免。条件是员工少于500人，营业额低于1亿欧元或资产负债表总额低于8600万欧元的中小企业。

三、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挑战

1.信用体系不完善，存在信用风险

在普惠金融的宏伟蓝图中，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和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信用体系作为金融市场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普惠金融领域，它的缺陷和风险更为凸显。首先，信用信息的覆盖面不足是信用体系不完善的首要问题。尽管我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大量的小微企业、农户和个人未能被纳入其中，这部分市场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往往缺乏足够的信用记录，使得金融机构在评估其信用状况时面临巨大挑战，这种信息的不完整性直接导致了信用风险的上升。其次，信用评估体系的不健全进一步加剧了信用风险。在现有的信用评估体系中，金融机构往往依赖于传统的财务数据和抵押物价值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然而，这种评估方式对于普惠金融的客户群体——特别是那些缺乏足够抵押物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来说，显得不够全面和精准。这导致了许多有潜力但无法提供足够抵押物的借款人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再者，信用环境的不成熟也为普惠金融带来了信用风险。在中国，逃废债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借款人利用信用体系的漏洞逃避债务，这种行为在普惠金融领域尤为严重。由于普惠金融的客户群体普遍缺乏足够的抵押物，一旦发生违约，金融机构往往难以通过传统的资产清算方式来回收贷款，从而承担更大的信用风险。近年来我国几大银行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比例持续下降，体现普惠金融实施有所成就，但信用贷款比例增加也使信用风险增加。此外，信用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是信用体系不完善的重要表现。尽管近年来信用法律法规的建设有所加强，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导致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足，失信成本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良信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普惠金融中的信用风险还体现在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由于普惠金融业务小型、分散的特点，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方面面临更多挑战。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型和手段往往难以适应普惠金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信用风险的识别和防范不够及时有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信用风险。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新的挑战。一旦客户的信用信息泄露或被滥用，不仅会损害客户的利益，也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2.普惠金融覆盖领域不全

一是个体服务对象覆盖不全。在当前金融发展的版图中，城乡之间的差距已成为一道难以忽视的裂痕。这种差异在普惠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的意识和水平相对较弱，这种差距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拉大。许多金融机构对于农村市场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和质量都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智能设备不甚了解的中老年人群体来说，他们在享受金融服务时往往面临着诸多不便。这些中老年人由于对现代化金融工具的不熟悉，很难得到应有的服务保障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金融服务的不平等现象。此外，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服务模式上往往还停留在较为传统的阶段，缺乏针对农村居民实际需求的创新和优化。这种服务模式的滞后，使得农村居民在获取金融服务时遭遇重重障碍，不仅影响了他们的金融素养提升，也在无形中扩大了城乡金融服务的鸿沟。从农村金融机构普惠金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从2019年6月的38.10%持续下降至2024年6月的27.32%可以看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存在覆盖不完全现象。

二是线上服务范围存在空白，尤其中小银行。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往往习惯于从传统金融行业的角度来推进普惠金融，他们的服务模式仍然以线下为主，线上服务的比例相对较低。这种状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小银行在线上建设能力上的相对滞后。这些银行在基础数据的积累、科技研发的投入、平台运营的效率以及对外拓展的能力等方面，与大银行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基础数据的不足限制了他们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科技研发的落后使得他们难以推出创新的线上金融产品，平台运营的低效则影响了客户体验，而对外拓展能力的薄弱则制约了他们线上服务的覆盖范围。

三是服务行业有限。金融领域，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展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以商业保理业务为例，其服务范围已从传统的贸易行业扩展至物流、零售、制造等多个领域，填补了金融服务在多个行业的空白，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与致力于推进普惠金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较时，商业保理机构并不占据有利地位。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提供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极低，这对非银行业的保理机构构成了不小的经营压力。相较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保理机构在资金获取渠道上显得更为有限，它们无法像银行那样通过同业市场进行资金拆借，也缺乏有效的资产转让途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满足资金需求。因此，在与银行竞争中，商业保理公司在融资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这些保理公司不得不压缩自身业务的利润空间，这不仅影响了它们的风险承受能力，还可能减少对科技研发、风险控制和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投入。这种状况容易导致保理公司的客户群体和产品出现同质化现象，从而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服务成本高，规模不经济

一是运营成本高昂。普惠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服务对象多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他们的金融需求具有小额、分散、个性化的特点。金融机构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在信贷审批环节，由于普惠金融客户往往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物和信用记录，金融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和信用评估。此外，为了覆盖广泛的服务区域，金融机构需要在偏远地区设立网点或部署移动金融服务设备，这些都会带来额外的运营成本。由于业务规模较小，这些成本难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分摊，导致普惠金融服务的运营效率低下。

二是风险管理成本增加。普惠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成本较高，这是由于服务对象普遍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据2023年的数据，全国普惠性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是1.56%，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更是高达3.14%，这意味着为了覆盖额外的信用风险，金融机构需要增加相应的风险管理成本。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受宏观经济波动、行业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容易发生违约。因此，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风险评估和控制。这不仅包括贷前调查、信用评级，还包括贷后监控和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额外的风险管理措施无疑增加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由于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风险特征，金融机构在定价上需要考虑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也进一步推高了服务成本。

三是技术投入与创新的挑战。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的特殊性要求金融机构在产品和服务创新上做出更多尝试，以满足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然而，高昂的技术投入和创新成本限制了金融机构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性，少有金融机构会进行研发投入。结果是，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往往缺乏足够的创新，难以满足市场的真实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机遇

1.农村金融服务的加强

农村金融服务的加强，正成为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1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36.11%，这一现状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金融市场潜力。2023年以来，金融监管总局加大力度推进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向空白地区设立网点、延伸金融服务，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日益完善。截至2023年底，全国县域银行保险网点14.72万个，平均每个县有81个网点，实现100%全覆盖；平均每个乡镇有银行网点3个、保险网点1.1个，乡镇银行网点覆盖率约97.93%。全国行政村已实现基础金融服务100%全覆盖。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3.69万亿元，同比增长19.43%，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0.26个百分点。这也表明了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旺盛。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层面也在不断发力。一是多次实施降准，增强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资金实力。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多次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对服务县域的农村金融机构实施最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截至2024年1月，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一律执行5%的最优惠存款准备金率，较大型商业银行低4.25个百分点，较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低2.25个百分点。对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整体实施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在此基础上，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达标机构再享受2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二是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强化精准滴灌和正向激励，增强政策的直达性、普惠性、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3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2000亿元，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分别增加额度400亿元、1200亿元、400亿元，调增后额度分别为8000亿元、17600亿元、7400亿元。

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农村金融服务手段也日益丰富。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例如，2024年3月19日，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与网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发起“农户秒贷”服务。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发挥双方在技术、数据、业务等方面的优势，将农业相关数据应用于金融风控，与网商银行大山雀卫星遥感风控系统结合，为三农群体提供便捷灵活的手机贷款服务。同时，技术创新也使得农村金融服务更加因地制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云南地区，工商银行将物联网、5G等前沿技术引入普洱茶农业产业链，以提高农业数字化自动化采集、溯源信任和智能化分析能力，进而构建起从生产到消费的全方位溯源体系。在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区，工商银行利用卫星遥感和电子围栏等技术，增强了土地确权验证、作物产量预估和农作物生长状况动态监测等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农业信贷业务办理和贷后监测的效率。在普惠保险服务方面，技术创新也显著提升了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例如中国人寿推出的“乡村振兴保”项目，按照“线上销售、线下服务、区域经营、网格驻点”总体思路，通过完善普惠保险产品线、搭建线上服务平台、数字化科技赋能等举措，为乡村群众提供普惠保险服务，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提供风险保额1.52万亿元。

2.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中，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是降低服务成本，拓宽服务范围。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使得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大幅降低。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对客户的精准定位，提高服务效率。同时，线上业务办理减少了物理网点和人力资源的投入，降低了运营成本。在此基础上，普惠金融服务范围得以拓宽，让更多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例如，微众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出了纯线上的银行服务模式，无需设立物理网点，大幅减少了运营成本。这种模式使得微众银行能够为更广泛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传统银行服务难以覆盖的地区。另外，新网银行作为具备全国展业资质的三家互联网银行之一，依托开放的商业模式与数字化风控能力，高质、高效地服务了大量个人征信白户（即在征信系统中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客群。数据显示，新网银行信用白户授信通过率（36.10%）高于均值和非信用白户通过率（29.28%），能够有效地服务缺乏信用历史数据的用户，并为征信白户建立信用档案。此外，新网银行为女性客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征信白户中的女性客户，这些客户在传统金融模式中往往难以获得信贷服务，有力地改善了女性融资现状。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优化客户体验。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为普惠金融带来了高效的服务模式。通过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技术，客户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可以实现快速身份认证、自动审批等功能，大大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此外，金融科技企业不断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线上金融产品，如移动支付、网络贷款等，让客户享受到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服务，提升了客户体验。例如支付宝的“秒借”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用户信用状况的快速评估，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贷款申请和放款，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也能有效解决金融弱势群体的融资困境。金融机构可以基于数字技术，开发出更多符合小微企业和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如供应链金融、农村电商金融等，有效解决了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例如京东金融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京保贝”，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对供应链上企业信用的实时监控和资金流转的透明化，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数字支付技术与金融服务的紧密结合，为金融服务的广泛普及和效率提升奠定了基础。中国数字支付市场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支付迎来了爆发式增长；2019年我国银行移动支付业务量在电子支付中增速最快，共完成业务1014.31亿笔，金额347.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57% 和25.13%；截至2023年末，我国共完成银行移动支付业务1851.47亿笔，金额555.3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81%和11.15%。鉴于数字支付市场的持续增长势头，可以预见金融科技将在促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

三是强化风险控制能力，保障金融安全。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能力。大数据技术可以全面收集和分析客户的信用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的风险画像。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制定信贷政策和利率定价，降低信贷风险。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防范金融欺诈、提高交易安全性。例如百行征信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了多家金融机构的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信用评估服务，有效降低了信贷风险。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也建立了多个数据平台，使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开放公共数据并优化信贷风控模型，精准筛选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实现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受益。

四、国内金融机构对策建议

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这些政策不仅涵盖了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还包括了优化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提升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质量等多个方面。政策的支持为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创造了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经营环境，有利于长期规划和投入。

（一）银行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连续公开一批全国两会建议提案答复，表示要为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营造良好的金融政策环境，更是重点强调了要加快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方面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银行应采取积极的对策，以实现普惠金融目标。一是扩宽服务范围，优化服务渠道。银行应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如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产品，以及针对特定行业或区域的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机构应同时强化线上服务与线下物理网络的布局，特别是在金融服务欠缺的农村及偏远地区增设服务点，并与社区组织和零售商合作拓展代理银行网络，确保全天候金融服务的广泛覆盖。二是提供多层次普惠金融服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方面，要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竞争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需要发挥领头雁作用，目前各大国有银行已将普惠金融纳入战略规划及重点布局，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行专业化经营管理。大型商业银行拥有包括企业、零售、金融市场、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在内的全面业务架构，可以发挥这些业务领域积累的专业优势，为普惠金融服务的目标客户群体量身定制相应的管理体系、运营模式、金融产品、服务方案和技术支持体系。通过这种方式，银行能够实现信贷服务与非信贷服务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联动，共同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具有更为突出的区域性地缘优势、组织结构优势、文化优势和客户资源优势等，为普惠金融软信息的生产和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中小银行在服务普惠金融对象时可以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可积极创新信贷产品服务普惠金融，或者在开展关系型借贷方面建立比较优势，从而更高效地服务金融弱势群体。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银行需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化服务流程，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有助于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实时跟踪，有效减少信贷风险。此外，银行应与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同业金融机构加强数据共享，构建更为详尽的客户信用信息库，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银行可以利用“银税互动”平台，通过税务和银行信息共享通道查询企业的纳税信用信息，以快速了解贷款客户情况、判断企业诚信经营状况，这有助于银行更准确地评估客户的信用状况，从而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普惠金融产品。此外，还可以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创新，推出用户友好的移动支付和转账解决方案，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度和便捷性。四是加强风险管理。银行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和控制体系，确保资产质量。通过风险分散策略如资产证券化来转移和降低信贷风险，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此外，银行应加强内部控制，确保贷款用途监督、客户信息掌握、还款来源落实，以及信贷资产保全，实现全流程监控，确保贷款本息收回的管理，既要服务好普惠金融群体，又要守住风险底线。

（二）保险

普惠保险是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保险业在普惠金融领域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丰富普惠保险产品种类，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障需求。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保险公司为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慢性病人群、特殊职业群体以及新市民等提供更全面的保险保障，包括开发适合这些群体需求的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定期寿险和家庭财产保险等产品。《指导意见》还支持保险公司面向社会保险保障不足的领域提供更加精准的专属普惠保险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的费率原则上应低于市场上同等条件下的其他保险产品费率，以确保保险服务的可负担性。同时，也可以开发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2024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强调了要健全普惠保险体系，“扩大保险服务区域、领域和群体，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覆盖广泛、公平可得、保费合理、保障有效的保险服务。”二是提升普惠保险服务质效，各类保险公司提供差异化服务。各保险公司应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优势，积极参与和推动普惠保险发展。国有保险公司应发挥主力军作用，加大资源投入，扩大普惠保险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应发挥专业优势，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同时，政策也在鼓励中小保险公司深耕本地市场，为当地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普惠保险服务。此外，再保险公司也应参与普惠保险风险分担，共同提升普惠保险的服务质效。通过这些措施，保险公司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服务，确保保险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同时提高保险产品的保障属性，推进依法合规的理赔服务。三是降低保险门槛，确保更多普惠群体能够获得保险保障。低保额和低成本的保险产品能够吸引那些传统保险市场所忽视的低收入群体。保险公司可以设计简单易懂的保险条款，避免复杂难懂的保险术语，使普惠群体更容易理解保险产品的内容和覆盖范围，并通过精算分析，针对普惠群体的风险特征调整保费，提供低成本的保险产品。对于低收入群体，还可以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以降低其实际支付成本。四是深化技术融合，提升普惠保险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例如，保险公司可以使用卫星图像来评估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和潜在损失，从而提供精准的农业保险。美国Climate Corporation与Black Bridge达成合作，使用卫星数据为农民提供农作物保险，用户可以在电脑上模拟未来可能破坏农业生产的天气，然后选择合适的保险进行投保，这样在未来发生灾害时损失可降低到最少。国内部分保险机构也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以更好地满足农户的需求。例如，平安产险利用地理信息技术、AI大数据算法打造农险数字地图，通过地块标绘映射和现场验标确认，实现了精准承保，提升了保险服务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平安产险还建立了智慧农险管控体系，通过自主研发的生长监测模型、灾害预警模型等，结合实时气象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精准定损和赔款金额的精确理算。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保险的服务质量，也为农民提供了更有力的风险保障。

（三）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与资管公司等

基金等公司可以为普惠群体提供投资模拟工具，帮助他们在没有实际风险的情况下学习和实践投资。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投资者理解市场动态和投资策略。公司还可以与银行、小额信贷机构、合作社等合作，共同推广投资产品，提高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如商业银行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具有互补性。两者通过合作可以优化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金融精准服务供给，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这种合作对于解决资管市场上存在的问题，如期限错配、滚动发行等，具有积极意义。公司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根据普惠金融对象的投资风险偏好、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提供个性化的投资建议。此外，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不断扩展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丰富金融场景。例如，公募基金行业可以探索养老普惠金融领域，开发更多符合个人养老需求的基金产品，同时不断提升个人养老金管理与服务水平，通过长期投资帮助投资者更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助力中国个人养老金事业的发展。

五、二级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实施普惠金融政策，有利于拉动消费和投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对计算机应用、银行、非银金融等板块均有显著影响，普惠金融政策的持续推进或将带来相关投资机会。

（一）计算机板块

一是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倾斜。在此背景下，计算机技术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力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这为计算机技术板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随着普惠金融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服务场景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其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信用评估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潜力。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和分析更广泛、更全面的信用信息，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历史数据，建立更为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为金融机构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这都有助于帮助金融机构完善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广大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在融资、支付、理财等方面对金融科技的需求日益旺盛。计算机板块中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公司在普惠金融背景下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在普惠金融背景下，计算机板块不断涌现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例如，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等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人工智能在信贷审批、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应用，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技术创新为计算机板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近一年走势来看，计算机板块下挫严重，其累计收益率为-30.54%，大幅跑输沪深300指数16.45个百分点，表现弱势，然而这种显著下跌也为板块积蓄了反弹势能。从估值角度来看，计算机板块目前整体估值水平相对较低。当前计算机板块市盈率约为44.41，处于11.31%的历史分位点上。计算机板块过去三年市盈率与其对应未来一年收益率之间呈现非常强的负相关关系，在通过回归拟合得到的趋势线上，当前市盈率所对应的未来一年收益率约为14.22%。计算机板块未来或将受益于普惠金融推动影响以及板块低估值优势。

（二）银行和非银板块

在普惠金融背景下，银行板块和非银金融板块共同面临着诸多市场机遇。一是金融服务普及化。普惠金融的推进使得大量小微企业和农村市场得到金融服务的覆盖，这些市场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因此潜力巨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消费金融市场迅速扩张，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在分期付款、个人贷款等领域。二是金融科技创新。移动支付的普及正在重塑支付习惯，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平台的广泛应用，提高了支付效率，促进了消费金融市场的扩张，尤其在分期付款和个人贷款领域。数字货币如中国的DCEP，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参与新兴市场的机会，尤其在跨境支付和智能合约方面，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互联网银行作为普惠金融的关键部分，通过技术创新，为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为银行板块带来增长点，同时为非银金融板块提供了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开发新金融产品的机会，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三是政策支持。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业务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了盈利空间。监管沙箱允许金融机构在一定的范围内测试创新产品和服务，这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中，中小银行作为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有望在政策支持下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银行可以通过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提升服务专业性，打造特色品牌，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和市场份额。四是市场结构优化。随着金融服务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金融机构有机会开拓新的市场，实现业务的横向拓展。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服务核心企业，拓展到整个产业链，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结算、风险管理等一站式服务。

从近一年走势来看，得益于银行板块的稳健经营和优秀的红利属性，银行板块的业绩表现优于市场整体，其累计收益率为2.02%，高出沪深300指数16.11个百分点。从估值角度来看，银行板块目前整体估值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当前银行板块市净率约为0.56，处于1.97%的历史分位点上。银行板块过去三年市净率与其对应未来一年收益率之间呈现非常强的负相关关系，在通过回归拟合得到的趋势线上，当前市盈率所对应的未来一年收益率约为9.71%。非银板块近一年指数走势与大盘较为一致，当前市净率约为1.17，处于0.39%的历史分位点上，估值同样具备低位优势。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之下，银行板块和非银板块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有望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投资价值。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近期房地产市场较为波动，市场情绪存在进一步转劣可能，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也有可能诱发国内资本市场动荡。（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5）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风险，俄乌冲突不断，国际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冯天泽：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金融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金公司，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政策、金融监管、汇率及外汇储备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五篇大文章”系列（三）：普惠金融》

对外发布时间：2024年9月21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 编号:S1440522090003

冯天泽 SAC 编号:S1440523100001

研究助理：周之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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